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因为这些历史原因，还有计划经济的存在，国家对私人交易管制很严。不管是以物易物，还是卖东西换钱，全部都算投机倒把。

李向阳头一次上京时，火车站沿途是冷冷清清的。根本看不到一个卖东西的人。

但现在政策一开放，农民们的心思也活络起来。不止在城里的自由市场以及公社内的露天集市买卖东西，连各个火车站的站点上，也有农民跑来做点小本营生。

这大冷天的，有些甚至提着开水壶沿着车窗叫卖。不过大多数人卖的是些窝窝头、高梁面饼子之类的吃食。

听他们叫卖的价格，比餐车要便宜些，又不要粮票。

有些没带够粮食的旅客很自然地就掏了腰包。

当然，这种叫卖行为是很不合规的。火车站的站务人员总是隔一阵，就会跑来赶走这些农民，嚷嚷着“为了赚点钱，连命都不要了”。

但农民们还是很快去而复返，再次叫卖。

管也管不过来。

父女俩看到这些场景，着实为这些人的安危担忧。可从另一方面来说，这也确实说明，农村经济已经有抬头复苏的迹象了。

火车一路北上，沿途大多是荒凉的区域，但也时不时能看到稻田和庄稼地。

和几个月前地里泥土龟裂的模样相比，大多数地方的田地看上去都像样得多了。民心稳定下来后，人们对农务的热情明显提升了。

经过漫长的旅途后，火车终于驶入京市站点。

对于京市，红果儿是充满了好奇心的。她不知道这个时期的它，有着怎样的风貌，又是否一如80年代时期的大气迷人？

跟着李向阳上了公交车后，她饶有兴趣地盯着外面的景致瞅。

这个时候的首都，大街上并没有斑马线。路上偶尔能看到三寸金莲的老太太，望着马路兴叹。

能裹小脚的都不会是贫家之女，但新社会废除了封建时期的阶级制度，这些往昔的贵气女人如今连过马路也得依靠自己了。

好在首都街头车流虽然比别市湍急，但也总有车辆稀少的时候。瞅准了时机，她们总是能颤颤巍巍地走到马路另一边的。

首都人民在政治思想上也似乎比别处的人更高一些。公交车每驶过几条街，红果儿总能瞅见路边开着的海报店。有一家店的名字甚至就叫“东方红海报店”。

这让她觉得倍儿有意思。

车子驶得快，她也来得及看得很清楚。只看到这些店里正对大门口的那面墙上，都贴了满满的主席爷爷的海报。有他年青时、中年时各个时期的肖像海报，有他站在延安窑洞前的海报，还有他在天安门城楼上宣布华国成立的海报……

她只来得及看清这些。

但就是这样，也已经足够她窥到人民对主席爷爷的爱戴。

而这里的人们穿的虽然都是绿、蓝、灰三种颜色的衣裳，但衣服得体干净的却比别处的更多。

路上到处都是“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”之类的标语。很多地方都布有专门的宣传栏，而栏内贴着整幅整幅的宣传墙报。

这些墙报也并非全部都带有政治色彩，有好些也在积极宣传正面形象。比如，她就看到一份用明快色调绘制的“王铁人de故事”的墙报。

想来，铁人王进喜在这个时候早已被评为全国劳模，并立了典型进行宣传了。

她轻轻地叹了口气，只希望全国性的表彰不会像地方表彰那样，颁奖的时候也搞大锅饭。

他们坐的这趟公交车，目的地并不是招待所。而是李向阳长久没见的老朋友——农科院微生物研究室的黄建邦——小球藻的发现者。

两个在小球藻项目上互相支援、互为助力的大男人相见，气氛犹为热烈。一见了面，熟稔地打过招呼，又跟对方的爱人和孩子礼貌性地寒暄完后，李向阳就又跟黄建邦笑着“忆当年”起来。

不大的房子里，满是两人此起彼伏的爽朗笑声与说话声。

他们说得太高兴了，把旁边的家人都给冷落了。

黄建邦的爱人笑着对红果儿道：“知道你们要来，阿姨准备了瓜子、花生的，来，抓几把到兜里慢慢吃。”

红果儿乖巧地点头，抓了瓜子坐到她爹旁边慢慢磕。